真福教宗若望二十三世，以上主赐予他的超然智慧，于1962年10月11日，召开了举世瞩目的“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”，拉开了“天主教革新”的序幕。这是一个新的“圣神降临”，使教会向世界开放，因此，真福若望二十三世，也获得了“革新教宗”的称誉。教宗保禄六世纪继承和发扬了真福若望二十三世的精神，完成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各项议程，使天主教会在近世纪有了一个新的开端。

当阿尔比诺·卢恰尼主教被选为教宗后，为表示他将继承若望二十三世和保禄六世的改革精神，贯彻和实施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宪章和法令，特别取“若望保禄一世”作为他的教宗名号。若望保禄二世就任教宗后，更加展现了他的改革精神，在他的任期内公布了新的《天主教法典》，而且也公布了新的《天主教教理》。

近代历任教宗的改革精神和决心，应该成为我们当今教会神长们学习的好榜样，可是在实际生活中，改革的进程面临诸多阻碍，许多传统的理念有待进一步解放。

一、解放思想  大胆福传

教会应成为时代的先知，带领社会走向更加开放，更加美好的愿景，因此，解放思想乃当务之急。在社会的发展的过程中，“发展是硬道理”，在教会的层面上，“发展”也是“硬道理”。邯郸教区郑瑞平神父在武安县任本堂时，创造的“武安奇迹”，就可以说明一切。尽管在皈依的过程中，有的“意向”不纯，或者对“教理”缺乏认识，但是“武安堂区”从仅有6千多位信友的小堂区，一跃而成为拥有三万信友的大堂区，这是一个事实。究其原因，仍然是传教士勇于解放思想，大胆福传的结果。

当今中国教会，应从历史的经验中吸取教训。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坎坷历程，使我们每个天主教徒值得反思的资料。基督宗教在中国曾遭受两次灭顶之灾，幸而在明朝万历年间，由于利玛窦神父的努力，才有今天的成长和结果。我们身处当今教会的基督徒，应该感受到基督的呼唤，及人灵皈依的重要。

利玛窦神父为了使基督福音在中国广传，曾削发如僧，身披袈裟，这是何等的牺牲，多么伟大的革命。后来又改穿儒服，蓄须留发，如同儒士，这一切的一切，无不表现利公思想的解放和福传的渴望。

清王朝时期的汤若望神父，为了福传，曾官至二品。一位神父身着官服，出入于宫廷之间。在今天的教会看来，似乎亦难以接受，而在十七世纪五十年代，罗马教廷就允准汤若望神父及其历代钦天监监正均可着清朝官服，担当清王朝政府官员。这在中国教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革命。

中华民国时代，南京主教于斌枢机曾捐献战机，支持政府抗日，后来担当国会议员。这也是一种伟大的解放思想，使天主教会得到社会的认同，对教会的福传事业必定有推动作用。

北京主教傅铁山，为申办奥运积极地与政府合作，受到奥委会前任主席萨马兰奇的称赞，也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认同。傅铁山主教在第十届全国“人大”会议上当选副委员长，为天主教挣得了荣誉，也使中国人民对天主教有了全新的认识。

在近代天主教历史上，改革的主旋律没有改变，并且仍然在奏响着，而我们奔波于传教第一线的志士们，应该大胆地迈开改革的步伐，为福音的传播披荆斩棘奋勇向前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只有解放思想，才能使福音得到广传。

二、八仙过海   各显神通

教会的信仰是至一、至圣、至公、从宗徒传下来的，是不可改变的，但是在传播过程中，没有必要用一种模式，而可以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。世界各国的地方教会，都有其独有的特色，也均有其美妙的皈依历史，因此，我们没有必要用“一刀切”的模式来要求各地教会用一种模式传播福音。但是个别地方教会的成功模式可以仿效和学习。譬如：河北邯郸教区的“郑瑞平”模式，陕西凤翔教区的“李镜锋”模式等等。“只要基督的名受显扬”，我们就要由衷地高兴，且高兴喜欢的了不得。

“教会的改革”是在以罗马教宗的领导下实施的，各个地方教会内部的改革会成为发展的动力。社会在改革，社会在发展，且是飞速的发展。若是教会停滞不前，必将落后于社会，那么，怎么充当时代的先知呢？当然，在改革的过程中，也要避免过激的现象，更要避免“改革”变成“改教”现象。我们可以学习东方灵修，但是我们不能成为“佛教徒”；我们恢复圣经学习，但不能因此就要变为“新教徒”。天主教的传统信仰，我们必须坚持，可是天主教的外在礼仪，祭服穿什么颜色，可以适应本地的国情和习惯。至于传教的方式方法，可以不断地更新。对于信仰的理解，以及讲解教理的词语，应该更加适合中国的民族和文化。天主教无论传到哪里，都不摈弃当地的文化，并且会加以吸引，使之为福音服务。以色列童贞女的玛利亚，在意大利画家拉斐尔笔下就成为意大利人的圣母；犹太人的耶稣，在非洲黑人基督徒画家的笔下，就成为“黑人救世主”。

在中华文化复兴的今天，中国教会应竭尽心力发掘新的方式方法，来弘扬基督宗教和基督信仰。

三、摈弃门派   弘扬基督

当今中国教会，门派林立，这是历史的产物。因着教宗本笃十六世，于2007年5月27日发表致中国天主教徒《牧函》的精神，各派教会应该放弃成见，走向修和，共同弘扬基督信仰，才是大家所应面对的事实。

近五十年来，中国天主教经历了极其曲折的岁月，走过了艰难而痛苦的历程。不仅在中国天主教会的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，还构成了其持续至今的特殊特征。因此，教宗本笃十六世在《牧函》上说：“我热切期望，你们依从来自圣神内的启发，宽恕彼此的怨嫌。彼此接近，互相接纳，打破藩篱，超越能使你们分离的一切。你们不要忘记耶稣在最后晚餐所说的话：‘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亲相爱，世人因此就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（若十四，35）’”。教宗牧函的谆谆教导，是值得每位天主教徒去反思，我们从中获得来自天上的信息，既然，各派教会都宣称忠于教宗，就应该服膺教宗的号召，摈弃门派之争，共同为福传努力。

令人遗憾的是，地上与地下教会的领袖们，仍旧还无法“宽恕彼此的怨嫌”，更加无法“互相接纳”。“没有宽恕，就没有接纳。”基督在“天主经”当中，特别教我们所有信徒学会“宽恕”，因为大家都是“天父”的子女。

四、扎根本地   面向普世

我们各个地方教会，在普世教会的信仰原则下，应逐渐扎根于本地教会，本地教会应积极使自己的教会本地化。

在教会本地化的进程中，守旧和呆板的意识形态成为福传的巨大障碍。“喝惯陈年老酒的人，认为还是老酒好”。可是教会传入中国，如果从唐朝的景教算起已经超过一千三百年的历史，而如今还是中国宗教之林的弱小群体。难道我们不觉得惭愧吗？我们每每念“尔国临格于中国，尔国临格于中国”，可是天主的国为什么就是无法临格于中国呢？难道是天主不愿意让他的国临格于中国吗？断然不是！那一定是我们教会自身在传教方法上出了问题。那么，我们作为教会的每个细胞，就应该加以反思，改正以往的错误，发掘新的方法，弘扬基督的教会。

唐朝的景教，在中国有三百年的生存空间，可是未能改变其“夷教”色彩，因此，它的消亡是注定的。清朝时期，教会内部的“礼仪之争”，造成教会未能得到广泛的发展。历代的教难，使教会几乎没有喘息之机，好不容易盼到今日的社会环境，教会本地化的障碍反而在教会内部根深蒂固，这是一项相当大的困难。教会内有识之士的本地化改革，遭到群起而攻之的地步，使得改革思想，常常夭折于无奈之中。即使如此，于今，我们这些奔波于传教第一线的传教士们，仍要大声疾呼：“主内的弟兄们：为了基督，请服膺教会改革的声音，使教会在中国的大地上得到广扬！”

五、更新观念   迎接挑战

今天的社会，不再是清朝时刻的社会，更不再是唐朝时期的社会。社会的发展，日新月异。社会在发展，教会也要发展。社会的发展，在于不断地更新观念，解放思想；教会的发展，也应不断地更新观念，解放思想。当然，这里的更新观念，并非改变教会的信仰理念。我们的信仰理念永远不能改变。这里的更新观念是要听从教会的号召，用教会新的神学思想来表达新的信仰理念。譬如：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1992年10月11日公布的《天主教教理》，那真是天主给教会和全人类的一大恩惠。台湾主教团教义委员会刘振忠主教审定核准发行，房志荣神父和杨成斌神父共同翻译的《新要理综合问答》。这是新时期当今天主教信仰的理念的全新表达，可是在中国大陆教会，仅有上海教区和天津教区出版发行外，大部分教区仍旧在提倡学习特利腾大公会议时期的《要理问答》。这种迹象表明，守旧观念仍然在教会内部占有相当大的比重。特利腾大公会议时期的《要理问答》，已经完成了那段历史的神圣使命，它已无法应对当今教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，因此，学习新要理是今天教会当务之急。令人欣慰的是，陕西凤翔教区李镜锋主教，在他的教区推广新要理的学习，让中国教会仍会看到改革的曙光。

尽管在改革的道路上困难重重，但是，教会的改革步伐仍会继续向前迈进。祈盼中国天主教在新时期的浪潮中，迎接新挑战，更上一层楼。